|
施米、夏季送药的常规解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的艺术影响。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豫园的书画善会不仅具有商业行会的性质，而且更突出了公益慈善机构的功能特征，并将这种慈善公益行为契约化和公开化。反映了海派书画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作为一个阶层群体的崛起。从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上看，是一种时代精神促成了海派书画家的社会慈善观念与公益意识的形成。在这种“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善举过程中，不仅扩大、推介了海派书画家的作品，还极大地获取了书画受众的好评和青睐，取得了双赢的社会效果。
三，海派书画家慈善活动进入高潮。海派书画家将艺术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慈善公益活动时，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济困，其领域是广泛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如1921年著名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流落到上海，很可能落入外商之手，吴昌硕等人闻讯后，马上邀请书画同仁发起募捐，特别是吴昌硕不顾自己年迈(是年78岁)病臂，到处奔走呼吁，并忍痛作书作画。王一亭、倪墨耕、高邕、丁仁、王福厂、吴隐、叶铭等人亦积极响应，终于凑齐了8000元巨款将国宝之碑赎回。吴老后来以饱醮激情之笔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记此义举。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不少富有正义感的海上书画家拍案而起，纷纷举行书画义卖以支持工人的罢工和抚恤死难工友。抗战爆发后，为了抗击日寇入侵，拯救民族危亡，海派书画家的义卖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如1938年抗战初起，海派书画家唐云、白蕉、邓散木、若瓢在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四楼举行了《杯水画展》，以救济难民、支持抗战，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富有正义感和共济精神的上海市民纷纷订购，展品全部售完，有的还不断重画。此次展品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书法，均五元一张，书画家自留二元，二元捐献，一元留作活动经费。《杯水画展》的成功获得了当时舆论界的高度评介，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并受到了当时海派书画大名家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的推崇，也带动了整个海派书画家投身抗战的热情。
四，对当代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呼唤。海派书画家的公益观念与慈善意识，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优秀的人文传统，对当代海派画坛颇有教化意义和启迪作用。坦率地说，如今海派书画家的公益精神和慈善意识还显得比较低迷，虽然有时也举行一些赈灾助困，但仅是个别或偶然的行为，并没有常规化和持续化。特别是相关的协会，也没有把赈灾慈善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和常设项目而加以重视操办，也没有契约化。现在一些书画相关协会设有创作部、理论部或各专业委员会，唯独没有公益慈善部或委员会，从中折射出的是慈善理念的集体无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当前书画界的浮躁化和功利化。有的书画家较多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卖多少钱一尺，市场价格飙升如何？“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优良传统正在渐行渐远，以艺助赈帮困的慈善精神也无暇顾及。笔者长期从事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平心而论，当代书画家的生存形态和经济收入不要说是清末民初、就是在中国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也是最好的阶段，但是相应的公益精神明显不足，不匹配。在当前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有必要呼唤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回归。(王琪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