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家群体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兴艺术流派，不仅有着其兼容并蓄、开拓变法的创新精神，而且有着其关注民众、参与社会的公益意识。特别是反映在赈灾帮困、救难济贫的慈善事业上，体现了海派书画家积极的入世理念和先进的公共精神。历史地看，海派书画家在那个年代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书画创作的领军团队，并把上海打造成全国书画艺术的中心，除了其鲜明的笔墨风格、独特的艺术造诣外，公益意识的强化、公共精神的释放及大量的赈灾慈善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会原因。
一，海派书画家助赈的源起。上海自开埠后，随着工商业的兴起、金融贸易的兴盛、东西文化的交融及海陆交通的便利等原因，迅速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正是在这个繁荣的社会经济平台上，形成了以张子祥、任熊、任熏、胡公寿、任伯年、虚谷、蒲华、吴昌硕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群体。诚如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言：“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应当看到这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政治变革、经济开放、都市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画派。正是这种社会属性和人文追求，使海上书画家具有十分自觉而强烈的慈善意识和公益精神。笔者查阅清末的《申报》，在书画润格广告中，书画助赈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金继，号免癡，以撇兰工书驰名于海上，据传是他首创书画廉润赈灾。1878年7月2日《申报》载《捐买画兰助赈》中云：“灾已三年，荒延数省，伤心惨目，苦不堪言。自助赈有人稍救眉急……今又有金君免痴者夙精书法，绘事尤工，闻今特立愿捐卖画兰一千件，设砚于老巡捕房对门彭诚济堂，集收润笔之资，尽作赈饥之用。”金氏的书画赈灾迅速得到了上海书画界的响应。也就在半月后，1878年7月17日《申报》载《书画作赈》，由当时上海名气最大的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朱梦庐、杨佩甫、汤壎伯、吴鞠潭7人领衔，每人画扇、2圆一件(七折)。这也是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书画润格价。但这却是一份闪光的慈善记录。此润格出来后，由于全系一流海派书画家，因而购画助赈者踊跃，而当时一块银圆约相当于今85元人民币，一斤上白米仅1.8分。可见这批书画善款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一部分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其后海上最著名的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也组织了一些书画篆刻家助赈。
二，豫园书画善会的盟主作用。此举所开，蔚然成风。海派书画家的以艺助赈成为了一种群体活动和日常项目。从1879年至1920年当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书画润格来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赈灾捐款。特别是1909年，由海派书画家高邕、杨逸等人发起，吴昌硕参与创办的“豫园书画善会”，就是一个以书画义卖求助、慈善济世为主的组织。该会的成立，标志着海派书画家的慈善活动已从民间自发活动演变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社会团体活动。书画善会以海派书画的发源地豫园为基地，借园中得月楼为会所，初时有会员近百人，后发展至二百多人，基本上汇集了海派书画家的主体力量，除了发起参与者外，还有钱慧安(任会长)、蒲华、杨伯润、王一亭、张善孖等人。按“豫园书画善会缘起与章程”载，该善会为会员公定润格：“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即书画家会员的作品出售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捐善会，存钱生息。凡遇有慈善公益之事，将开会公议，实行民主管理。正是这些具有近代运行模式的操作方式，书画善会不仅赈灾救济过甘浙鲁豫等省的水旱之灾，而且实行每年冬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