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迪科塞尔作品
迪科塞尔 Frank Dicksee ,英国拉菲尔画派艺术家（1835 - 1928 ）
Frank Dicksee 成长在一个艺术家庭里，他的父亲，兄弟和姊妹玛格丽特（Margaret）都是众所周知的画家，且家庭住在伦敦的 Bloomsbury 区。 他最初的艺术教育来自他的父亲,在 1870 年进入皇家专科学校之前. 对他进行培养授课的都是当时出名的资深学者，如 Leighton 和 Millais 。 Frank Dicksee 是一位明星级的学生并赢得了许多赞美和奖励。同现在许多其他的艺术家的早期情况一样，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绘制书籍的插图。 在1870年中期他的作品被英国皇家艺术会员展示并在著名的Grosvenor 画廊展览。
1877年名为“协调”的画作在艺术学院的展示给Frank Dicksee带来了无比的荣誉。他的作品开始被私人购买收藏。
1881年Frank Dicksee 被选举为英国皇家艺术会会员。并且在随后的十年之内一直保持该荣誉。大部份他的画作是戏剧性的历史和传奇的故事。同时他也以在绘画中完美表现优雅时髦的女人肖像而著称。完美的肖像绘画艺术使得当时的贵族妇女以能够成为Frank Dicksse 的肖像画模特儿为时髦。他也有许多风景画作品。他成为在十九世纪中活的较长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他非常不快乐。
1924年Frank Dicksee 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院院长。1925年他被授以皇家爵士爵位。1928年去世。
骑士 帆布油画
美国《财富》杂志收藏
协调 帆布油画
收藏者不明
罗密欧与朱丽叶
帆布油画 收藏者不明
震惊 帆布油画
收藏者不明
镜子 1896年作品 帆布油画
私人收藏
奉献物 帆布油画
私人收藏
米兰达 帆布油画
美国收藏家Fred and Sherry Ross收藏
埃尔沙肖像 帆布油画
私人收藏
弗雷德里克·莱顿
弗雷德里克·莱顿 （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是19世纪末英国最有声望的学院派画家，他辉煌的艺术光芒甚至冲淡了雷诺兹的影响，成了英国皇家学院派的代名词。不像19世纪大部分画家那样，莱顿并没有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他在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接受绘画训练，1852年他搬到罗马居住，古典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1855年，他回到英国，他的作品Cimabue's Madonna展出并被维多利亚女王购买，这是他事业的转折。1878年，莱顿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1896年受封为男爵。他是英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画家。他于同年去世。
《缠毛线》 1878年 洛德·莱顿 英国 100.3cm×161.3cm 布 油彩 悉尼 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藏
画家沿用古典绘画法则，以学院派绘画的严谨，描绘了缠毛线的母女。年轻的母亲坐在凳子上，姿态优美地绕着毛线，衣裙的表现呈现古典风格；小女孩全神专注地配合着母亲，扭动着身体，一幅稚气。莱顿以古典手法去表现生活，因而使作品有呆板僵化之感，并且流露出缺少真实情感表现的缺陷。
《阅读》 1877年 洛德·莱顿 英国 63.2×65.1cm 布 油彩 利物浦 萨德利艺术博物馆藏
这是一幅富于情节性的肖像画，一少女盘腿坐于地摊上，认真、专心地在阅读画册。女孩身着的浅黄色衣裙极富质感，与深色的背景形成对比，更衬托出女孩的专注神情。女孩面容娇好，纯洁严肃，显示出较好的教养。整个画面体现出一种学院派的严谨与优雅。
陶醉ger-FredericLeighton-Idyll
海边的希腊少女ger-FredericLeighton-GreekGirlsPickingUpPebblesByTheSea
《炽热的六月》 ger-FredericLeighton-FlamingJune
这幅画模特Dorothy Dene自80年代（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成为列顿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独特的视角，加上模特身体优美的弯曲（拉斐尔的许多作品因此而成功，评论家把这称为女性身体的韵律）使这幅画与众不同。艳丽的色彩也使这幅作品格外抢眼。
《音乐课》 1877年 洛德·莱顿 英国 92.8cm×118.1cm 布 油彩 伦敦市政厅美术馆藏
莱顿以学院派极其严谨的态度描绘了音乐课的情景。女教师微微俯身帮助女孩调试琴弦，女孩则依在女教师胸前弹拨着六弦琴。这只是一幕普通的音乐课情景，却被画家描绘得极富美感韵味。女教师面庞秀美清丽，身着长裙，花纹、质地被画家描绘得十分逼真；小女孩则被描绘得天真烂漫，纯真无邪，表情认真，显得十分可爱。衣服、面部及背景的描绘，都体现出学院派画风，但是这幅作品却有着内在的充实。
少女ger-FredericLeighton-Nausicaa
苹果园ger-FredericLeighton-TheGardenOfTheHesperides
密莱：《盲女》
约翰·埃弗雷特·密莱 《盲女》 86.6cm×61.6cm
约翰·埃弗雷特·密莱 （1829－1896），生于英国南安普敦。父为当地有名望的人物，酷爱绘画。密莱8岁全家迁居伦敦。9岁被送入萨斯领导的绘画学校。密莱是“拉斐尔前派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密莱交游广阔，善于人际关系。1885年获得男爵称号。晚年又被皇家美术学院推选为院长。1896年因患喉疾在伦敦去世，享年67岁。
该作品是密莱运用古典画法，一丝不苟的刻画出一对流浪儿在雨过天晴后的神态，盲女聆听着小伙伴对大自然的描述。
作品现藏于英国伯明翰市搏物馆与美术陈列馆。
列维坦：《深渊》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 《深渊》 150cm×209cm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 （1861－1900）。1861年生于立陶宛的小城基巴尔塔，早年父母双亡，1873年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1884年开始在巡回展览协会上展出他的作品，1891年成为该会的会员。1900年6月因感冒而致心力衰竭。7月22日离开人世。列维坦终身没有结过婚，因而身边十分淒凉，享年39岁。
《深渊》（又名：夏天的傍晚）取材于民间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磨坊主的女儿与一青年农民相爱，而女儿的父亲坚决反对。设法买通征兵局，结果青年给抓去当了兵。（旧时俄国的兵役制是终身的）姑娘闻讯深感绝望，便从该桥跳入水潭。
作品现收藏于莫斯科特列恰柯夫美术馆。
画家达利作品
永恒的记忆
萨尔瓦多.达利1904年5月11号出生在西班牙Figueres的一个小镇上，并且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孩提时光。他的出生地距离法国大约只有16英里的路程。达利的父亲是一位公证员，家底殷实，曾经在海边小渔村Cadaques替达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艺术工作室。长大成人后，达利和妻子Gala在附近的Lligat港口组建了自己的自己的家庭。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对西班牙这一港口的热爱。年轻的达利曾经在马德里SanFernando美术学院求学。他的天赋第一次被世人发现是在1925年巴塞罗那的个人作品展中。在1928年匹兹堡第三届卡内基国际展览会上，他展出了包括《The Basket of Bread》在内的三幅作品，从而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次年达利举办了他在巴黎的第一次个人展。同年，他还加入了由前达达派成员Andre Breton领导的超现实主义流派。也就是在这一年，达利在Cadaques结识了Gala，当时她正巧与他的丈夫，诗人Paul Eluard去拜访达利。从此以后，Gala便成为了Dali的至爱，同时也是他的商业经理人和主要的灵感来源。很快地，达利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的作品《The Persistance of Memory》，描绘了一个软绵绵的钟表，是当今世上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之一。
但是随着战争的临近，想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达利与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者发生了冲突，终于在1934年的一次“审讯”中被开除出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时间里，他依然还是能够在国际超现实主义作品展中亮相。在1940年左右，达利又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现在称这段时期为他的“经典”时期--显示出了其对科学和宗教的专注。
二战期间，达利和Gala逃离了欧洲，在美国度过了从1940 到1948的8年时光。这段时间在达利的一生中至关重要。1941年，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达利举行了他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回顾展；1942年达利又出版了自己的自传《The Secret Life of Salvador Dali》。
在达利从超现实主义向他的经典时期转变得过程中，达利开始创作他的19幅大型油画，很多都涉及了很科学，历史和宗教题材。这19幅大型油画已经成为了一个系列，其中最为有名的是《The Hallucinogenic Toreador》，《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ristopher Columbus》和《The Sacrament of the Last Supper》。
1974年，达利在西班牙的Figueres成立了Teatro展览馆，之后又在70年代结束之前相继在巴黎和伦敦举行了作品回顾展。
自从达利的妻子Gala在1982年过世以后，达利的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1984年，他在Pubol家中的一次火灾事故中又被烧伤，使他的健康更加恶化。这段时期内，达利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与世隔离的状况下度过的，开始是呆在Pubol，后来又搬到了Teatro展览馆附近的私人公寓中。1989年1月23号，达利死于心脏病和呼吸并发症。
作为一名艺术家，达利不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风格和创作媒体中。他的作品，列经了早期的印象派，作为过渡的超现实主义，直到最后经典时期这一变迁过程，证实了达利不愧是一位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艺术家；达利几乎在所有的艺术载体上工作，他留给世人的不光光是大量的油画，水彩画作品，还包括许多雕塑作品，珠宝设计等等。
《永恒的记忆》，这是一幅另人震惊的作品，这里向人展示的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静，没有人影，也没有鸟兽，在一片荒凉的旷野上，只有几个软绵绵的钟表，或挂在枯枝上，或摆在桌台上，或搁在一个不明物上，在这幅幻象中，一切事物不近情理，却又表现了可知的物体。表现人们心中的幻觉或梦想，创造出了一种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境界”。
画家蒙克作品
呐喊
爱德华·蒙克 (1863-1944)伟大的挪威画家，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
爱德华·蒙克(1863-1944)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挪威艺术家，西方表现主义绘画艺术的先驱。他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毕加索、马蒂斯就曾吸收他的艺术养料，德国和法国的一些艺术家也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发。
人们发现，在绘画艺术中，精神分裂症能唤起没有艺术素养的人的艺术活力，有时还能增加已成名的艺术家的创造力。也许像心理学家们所表明的那样，艺术家确实存在潜在的精神病的倾向，而艺术创作则有助于防止潜在的精神错乱表面化。有位作家曾说过：“有时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写作、谱曲或画画的人是怎样做到得以逃避发疯、忧郁、惊恐这些人类境遇中总是存在的东西。”这种绘画的治疗作用在表现主义绘画之父爱德华·蒙克身上表现得犹为明显。
蒙克于1863年出生在挪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军医，母亲也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在他5岁那年，母亲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姐弟五人由姨母代养，母亲去世后，父亲难过得好几天没有走出家门，他抑郁的神经强烈地感染了失去母亲的蒙克，这是他一生中首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怖。蒙克13岁那年，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因肺病去世。
蒙克与姐姐关系十分相好，感情极深。她的死再次刺激了蒙克的神经。接下来他的妹妹也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一系列的打击所引发的伤痛，深深地印在了蒙克的内心里，决定了蒙克的性格和他前半生创作的基调。从他的《病孩》、《母亲之死》和《在灵床旁》等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特别在1889年父亲去世后他的精神更是无法寄托，性格变得忧郁而孤僻。孤独、绝望、死亡等感觉深深地困扰着年轻的蒙克，到了非表达不可的程度。他要呐喊，他要画出活生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呼吸、感觉和受苦受难。在这一时期，他画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呐喊》。画面表现的是一个形似成形婴儿的小人张着口从桥上跑来，远景是海湾和落日景象。天空像滚动着的血红色波浪，令人感到震颤和恐怖，仿佛整个自然都在流血。蒙克后来在谈及此画时说：“我和两个朋友一起走着，夕阳西沉，天空变得像血一样红，我忽然无精打采，极度疲倦地止住脚步，黝黑色的海峡和道路显示着血与火一样的光舌。朋友走着，我却一个人停在那里因不安而颤抖着，我感到了自然强烈的呐喊。”
蒙克的《呐喊》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是通过自身体验才画出的，他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所表达的只是有关他自己的忧郁和不安。这就是他的创作的原动力所在。蒙克正是通过创作才打开了自己幽闭着的情感通道，在不自觉中泄露了自己无意识的情感，使内心产生的巨大精神能量得以渲泄。正如弗洛依德相信梦能使紧张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样，通过艺术来表达情感可以使他自己达到一种较为平和的状态。倘若不是通过大量的创作来表达自己，那他也许早就像其妹妹一样过早地精神崩溃了。
不幸的是，蒙克还是在1908年精神分裂了，在精神分裂中，他的精神得到了最彻底的解脱。从丹麦的哥本哈根接受治疗回到挪威后，他仍能以很高的热情坚持创作，他为奥斯陆大学讲演厅创作热力四射的巨大壁画《太阳》，也画了一些诸如《扫雪回家》和《工人回家》等纯朴自然的画作，但他作品所表达的东西与发病前彻底不同了，作品变得明亮、宁静而富哲理。这就是美术史学家们所称的“第二时期“。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蒙克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已经被释放得无影无踪了。
画家哥雅作品
伊莎贝尔.科沃斯.德波塞尔夫人
1806年 82*54.6公分
哥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近代现实主义画家。出身农民家庭，14岁开始学画。年轻时曾任宫廷画家。1793年思想由乐天无忧进入愤懑呐喊；画风有明朗鲜明转为深沉浑厚，是近代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人。
《伊莎贝尔.科沃斯.德波塞尔夫人》是哥雅早期宫廷画之一，这幅充满自信的西班牙女性画像，是哥雅极富热情的杰作。其人物原形是卡斯蒂里亚地区的高官夫人，按照十八世纪后期上流社会风行的典型装束创作。
画家雅各布·约丹斯作品
雅各布·约丹斯（１５９３－１６７８）是１７世纪佛兰德斯最有影响的风俗画家之一。他出生在安特卫普，是新兴布商的儿子。大约从１６０７年秋起，他向当地画家亚当·凡·霍特学画，与鲁本斯还是同窗师兄弟。后来约丹斯被鲁本斯那种以饱满色彩见称的巴洛克画风所吸引，又成了鲁本斯的积极追随者。
约丹斯的风俗画有许多是宴饮场面，借用的是佛兰芒民间题材。他以很强的写实笔法描绘这些民间节日的气氛，通过表现乡民们在这种时刻的精神状态，来发挥他的绘画的色彩优势。在这种画上，喧闹取乐，男女调笑，动作颇显粗俗，人物有点过分夸张，但生活气息浓郁。这一幅《豆王的宴饮》（又名《国王之宴》）即是此类题材的典型作品。
此画约作于１６３８年，为１５６×２１０厘米，现藏布鲁塞尔皇家美术馆。
在佛兰德斯，每年１月６日为主显节（即耶稣显灵的日子），民间习惯都要烧豆子，制果子。豆子就成了祝宴之王，故称豆王。人民在这一天举杯欢饮，庆贺丰收。画家采用风趣的宴饮场面，将一长者扮为豆王形象，给他戴上桂冠，大家向他祝颂。中间坐着的那个老人正被大家拥戴着。农民和主妇们围坐在拥挤的小屋里，调笑打趣，十分欢乐。
约丹斯的夸张手法，可使动作幽默，略显粗俗。人物都画得肥胖，面色红润，观者似乎能从画上听到喧闹之声。老人对面那个戴红帽的农民，正转过身对着画外发出傻笑。他的脸部受逆光照明，农民的性格跃然画表。左侧有一站在妇女身后的老农右手竟伸进妇女的乳部，又伸出那只长着老茧的左手，似乎在口喊“干杯”。在桌子后面的阴影处，一个农民已把酒壶举了起来。近景桌前一个伏椅的小孩，拿一只小酒盅，也在朝画外喊什么。气氛之热烈更被窗外射进的光线所加强，光线只照亮了桌上一切，并反射在围在桌前的人物脸上。
约丹斯的人体表现与鲁本斯的风格很接近。妇女强壮肥胖得过分，所用的色彩也较深沉，光影比较跳突，对比强烈。
约丹斯终生没有离开过安特卫普，也从不知意大利什么画风，只是和鲁本斯接近，在他的画室里研究过提香和委罗内塞的色彩。还有一点是，这位画家从不用艺术去迎合当时的宫廷显贵，只满足于描绘那些乐天知命的庄稼汉。
成名以后，他也雇用些学生来帮他完成作品，特别是一些受社会欢迎的作品，因而多产。尤其是在鲁本斯去世以后，约丹斯成了安特卫普最了不起的画家。１６４８年，他宣称自己改宗加尔文主义。
画家乔治·布拉克作品
在立体主义画家中，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比毕加索小。他与毕加索同为立体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并且，“立体主义”这一名称还是由他的作品而来。另外，立体主义运动中有多项创新也皆是由他作出，例如，将字母及数字引入绘画、采用拼贴的手段，等等。布拉克的作品多数为静物画和风景画，画风简洁单纯，严谨而统一。“他比所有其他的立体派画家更多地带来不可缩减的具体和一针见血的分析，带来少有的和谐色彩和他的任何同伴都无能为力的典雅流畅的线条”。(雷蒙·柯尼亚等合著《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布拉克出生于塞纳河畔阿尔让特伊的一个漆工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是业余画家，这使他自幼便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1893年，布拉克全家移居勒阿弗尔，不久他便在当地一所美术学校学习。1902年，他进入巴黎美术学校，受到博纳的指导，后又转入安贝尔学院。他于1904年创办了自己的画室。1905年在参观了秋季沙龙之后，他对野兽派绘画产生浓厚兴趣，遂在以后两年中参加了野兽派绘画运动。不过，他的作品却以其“安祥如歌一样”的基调，与那种色彩强烈、笔法奔放而令人兴奋的地道的野兽派作品风格迥异。“他的性情极为平稳，因而不滥用野兽派画家陶醉其中的自由。”(雷蒙·柯尼亚等合著(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9页)。1907年，他与毕加索相识，深为其作品《亚维农的少女》所倾倒，两人遂成为至交，共同筹划起立体主义运动。
1908年，布拉克来到埃斯塔克。那儿是塞尚晚期曾画出许多风景画的地方。在那里，布拉克开始通过风景画来探索自然外貌背后的几何形式。其《埃斯塔克的房子》，便是当时的一件典型作品。在这幅画中，房子和树木皆被简化为几何形。这种表现手法显然来源于塞尚。塞尚把大自然的各种形体归纳为圆柱体、锥体和球体，布拉克则更加进一步地追求这种对自然物象的几何化表现。他以独特的方法压缩画面的空间深度，使画中的房子看起来好似压偏了的纸盒，而介于平面与立体的效果之间。景物在画中的排列并非前后叠加，而是自上而下地推展，这样，使一些物象一直达到画面的顶端。画中的所有景物，无论是最深远的还是最前景的，都以同样的清晰度展现于画面。由于布拉克作此画的那个阶段，画风明显流露出塞尚的影响，因而，这一阶段又被称作“塞尚式立体主义时期”。
《曼陀铃》，布拉克作，1909—1910年，布面油画，79—59厘米，伦敦，泰特艺术博物馆藏。
布拉克和毕加索在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所作的作品，风格非常接近，以致于摆在一起难辨孰人所为。这在艺术史上是极其少见的现象。两人不仅画法相同，而且所选题材也十分相似。他们都偏爱画乐器。布拉克喜爱音乐，所以乐器和乐谱在其作品中尤为多见。这幅作于1909—1910年的油画《曼陀铃》，是布拉克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一件代表作。而在同一时期，毕加索的画中也曾出现这种乐器。
据说，立体派画家对于曼陀铃这一题材的偏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著名诗人马拉美(Mallarme)的影响。在马拉美的诗作中，曼陀铃是一种最受偏爱的象征物，具有多重的隐喻。它由于自身能够奏出音乐，面被当作艺术创造的象征，同时，又因其状似女性的子宫，而被视为一种类似的创造之暗示。不过，对于立体派画家说来，马拉美的影响，与其说是在于他的将乐器作为题材的选择，不如说是在于其诗歌创作中分解与重构的艺术技巧。立体派画家将客观的物象分解，并将分解的碎块在画中重新组构。这里多少有马拉美的影响。
相对说来，布拉克在画中对于物象的分解，要比毕加索更加极端。他多数是在静物画中进行这种分析形体的实验。这也许是因为静物画对他说来较少约束之故。在《曼陀铃》这幅静物画中，那个被形与色的波涛团团包围的乐器，隐没在块面、色彩与节奏的振颤中，所有要素都与那具有音响特质的阴影、光线、倒影等产生共鸣。整个画面布满形状各异的几何碎块，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着的地方，也找不到一点不具动感的区域。那四处弥漫的光，那些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倾斜的块面，相互之间彼此呼应。正如布拉克在一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回声应随着回声，所有一切都发出了共鸣”。而真正能够使众多视觉要素统一起来的，则要算是画面中心的曼陀铃上那个圆孔；这个深色的图形也是画中所有交叉的斜线所交会的中心。从而，这幅画的生命力便是由两种不同方向的运动所派生：一是向上的运动；一是旋转的运动。画中的色彩，仍象他早期作品的色彩那样简单，不过，在不失其纯朴特质的基础上，显得更加明快和富于变化。
《单簧管》，布拉克作，1913年，布面油画、拼贴，95.3×120.3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1910年，布拉克曾在一幅题为《小提琴及水罐》的静物画上端，以逼真画法画了一颗钉子，从而使这幅画看上去象似挂在这钉子上一般。当时报界曾对此大肆攻击。然而这一创举却受到立体派画家的效仿。此后，布拉克又将字母及数字作为母题引入画面，还在画中画出足以乱真的假木头和假大理石。再到后来，他索性更进一步，直接把真实的东西(通常是纸片、木片等)拼贴到画面上去。这样，便诞生了拼贴这一综合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
布拉克的拼贴画创作，是从1912年开始的。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拼贴而成的抽象图形，来强化画面的构成效果。他的制作过程越来越简洁、大胆，作品的效果也愈加直接、明了。他从抽象起步，再慢慢地转向具象，在交迭的抽象图形中寻找他的主题。他的拼贴，除了采用纸片外，很少采用其他材料。这种往往被人们视为不具有艺术品质的材料，却给布拉克的“建筑性绘画”创作，带来极大的便捷。
布拉克作于1913年的《单簧管》，是他的拼贴代表作。他以木纹纸、报纸及有色纸，在画面的中央拼贴出一组简洁的形状，并以铅笔在这组形状的周围勾画出线条和阴影。在这里，客观的物象与主观创造的成分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一种虽使人意外却又令人信服的造型价值和亲切感。在这个朴素而严谨的画面结构中，每一视觉要素，无论是不同的纸片还是轻淡勾画的线条，都成为一种符号。那些线条使剪贴的图形获得某种依托和含义，甚至还能让人从中感悟到某种精神内涵。通过拼贴，艺术家将一些似已被人忘却的表现因素，尤其是对材料及色彩的审美感受，向观者昭示。这显然与分析立体主义的风格大异其趣。
这件作品，也显示了布拉克那惊人的控制和处理画面空间的本领。如果说，其分析立体主义作品中的空间处理，所显示的是动感与生机，那么在如今这种所谓综合立体主义的探索中，其画面的组合则呈现了一种奇特而稳定的静态趋势。画中所有的图形，均朝画面的中心汇聚。画家以一根虽然轻淡却十分肯定的线条，环抱那组以纸片拼贴而成的图形，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向心力，这一向心力有效地阻挡了所有可能超越其限制的运动，使任何似将越出其力场的细节，都返转回来。
画家戈因作品
《埃廷附近的莱茵河》
辽阔的莱茵河以无限浩瀚的空间感展现于画上。这条水上交通要道每天有上万艘船只穿梭来往，繁忙的运输说明荷兰埃廷附近的工商业与制造业的日趋发达。平静的河面点缀着疾驰的风帆，给荷兰水上自然的秀美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它又包涵着时代赋予这条河流的新的神韵。１７世纪的水运以帆船为主。高高的桅杆与飘逸的风帆在宽阔的河上星罗棋布。右边中景处有两条前进着的帆船，与左边几条靠近码头等待启航的帆船形成构图上的平衡感。左侧一驳船上的货物显然还未装卸完毕。河面风势很急，水波被激起频频的波纹，远处走着的帆船疏落有致。画面的地平线很低，因而画出了大部分天空。翻滚的乌云似乎也随风势在行进。画家把握住这个时节的河上色彩，于深褐中渗入银灰色调子来控制着全局。观者从画上得到的印象是：阳光被追袭的乌云所遮住，水面充满着凉意。观者似乎能听到水波拍打行进中的船舷的声音。偏冷的银绿色调子是创造这种感觉的基础，画面的情绪略微有点沸腾。
这幅荷兰风景画具有诱人的巴洛克风格特色。全画不算大，尺寸约为４１×５６厘米。
扬·凡·戈因的风景画大概在１７世纪５０年代他的晚年时，更趋成熟了。这时他对祖国的河流风光观察得更仔细，胸中存留着更多的美妙瞬间。作品的产量也较高，如《多德雷赫特城的马斯河风光》（藏苏联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美术馆）、《瓦尔河风光》（藏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杰作，都是那一时期产生的。这幅《埃廷附近的莱茵河》是他于１６５５年完成的又一代表作。它标志着戈因的河上风景画的鲜明个性。
莱 热
虽然，在立体主义运动中，莱热并不是完全置身其中的人物，但他无疑是该流派的一个核心者，他的那些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形象上都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绘画作品，造型清晰，色彩鲜明，在立体派绘画中别具一格。
莱热(Fernand Leger，1885-1955)出生于阿尔让当，少年时曾做过建筑学徒。他1900年去巴黎，当过建筑绘图员，曾在一家照相馆修描照片。1903年，他进入装饰艺术学院，开始了其学画的生涯。他起初曾学印象派和野兽派画风，1907年，在巴黎看了塞尚作品回顾展后，受到极大震动和启发，随着次年立体主义的兴起，其画风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发现了塞尚的重要意义，他比这个时期任何其他画家都似乎更为拘泥于把塞尚的以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反映自然的著名论点牢记在心。”(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46页)。受塞尚影响，他大大地简化其画中的形体，把物象都表现为桶状或管状物的组合，使之看起来有如拼装而成的机械。即使画人物，他也是画得象机器一样僵直、坚硬。他对客观物象的简化，比起塞尚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莱热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工兵。这段经历，影响到他后来的艺术风格。他曾回忆说：“我突然被抛人一个令人目眩的、新奇的现实之中。……我在机械兵团的新同伴是矿工、挖路工，铁工厂和木工厂的工人，我在他们中间发现了法兰西人民。同时，我被—·个在阳光下竖着的、没有掩蔽的、75毫米口径的大炮弄得眼花撩乱：那个照耀在银白色金属上的光的魔力。这足够使我忘却1912—13年的抽象艺术。”(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47页)。莱热没有像立体派别的画家那样朝抽象的路子上走，而是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他热情地表现那些联系着现代文明的机械的面貌，表现那些普通的劳动者。难怪会有人说：“如果不是在莱热的作品中，又到哪儿去寻找工人和农民，到哪儿寻找耶有节奏的机器歌唱，工厂那毛糙的博爱和置身乡间的平凡愉快呢?”
莱热的巨幅油画《三个女子》，充分反映了他的艺术追求。这幅画以纪念碑式的尺寸表现了三个现代女工的形象。她们看上去神情漠然，毫无个性，正一动不动地凝视观者。画家将她们表现得仿佛是用铁管、螺钉和铆钉拼合而成，在严整、挺直的矩形背景衬托下，显得僵硬、呆板，有如机器人一般。在这里，莱热似乎对运动不感兴趣，而一心追求某种静止的画面效果。画中所有的形象都是不动的，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这三个女工的形象在造型上让人不免想起西方传统绘画中的一些女神形象。也许，莱热是想借传统的母题，来象征现代：工业社会的女神。
《三个女子》，1921年，布面油画，183.5×251.5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画家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教师。他自幼喜爱艺术，15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后来转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他于1900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穷人的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充满悲剧性。瘦削的形象和冷灰的蓝色调，使他的画上充满孤独和绝望、灾难与不幸的感觉。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其创作的“蓝色时期”(1900—1904年)。1904—1906年是毕加索创作生涯的“粉红色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马戏团人物为主，形象虽然忧郁，却并不孤寂。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那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的少女》。
《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9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
毕加索1909—1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恩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1890年—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抗议。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画家塞尚作品
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后印象主义的代表画家，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埃克斯—普罗旺斯。其父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律师。然而塞尚却对法律不感兴趣，而特别醉心于绘画。1862年，23岁的塞尚终于冲破家庭阻挠，来到巴黎专攻绘画。他经好友左拉介绍，结识马奈、毕沙罗等印象主义画家，并多次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后来，他由于不满于印象主义的艺术追求，而与印象主义者分道扬镖，从此专心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并在绘画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西方现代美术史上一位卓越的、划时代的画家。
塞尚的画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强调绘画的纯粹性，重视绘画的形式构成。通过绘画，他要在自然表象之下发掘某种简单的形式，同时将眼见的散乱视象构成秩序化的图象。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艺术探索。首先，他强调画中物象的明晰性与坚实感。他认为，倘若画中物象模糊不清，那么便无法寻求画面的构成意味。因此，他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忽视素描、把物象弄得朦胧不清的绘画语言。他立志要“将印象主义变得象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于是，他极力追求一种能塑造出鲜明、结实的形体的绘画语言。他作画常以黑色的线勾画物体的轮廊，甚至要将空气、河水、云雾等，都勾画出轮廓来。在他的画中，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物象，在清晰度上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样处理，既与传统表现手法拉开距离，又为画面构成留下表现的余地。其次，他在创作中排除繁琐的细节描绘，而着力于对物象的简化、概括的处理。他曾说： “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他的作品中，景物描绘都很简约，而且富于几何意味。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擅长于精细描绘而采取的做法。然而，即使这种说法是事实，也说明他具有扬长避短的本领，从而在形式构成方面发挥出创造才能。其三，为了画面形式结构，他不惜牺牲客观的真实。他最早摆脱了千百年来西方艺术传统的再现法则对画家的限制。在塞尚画中，经常出现对客观造型的有意歪曲，如透视不准、人物变形等。他无意于再现自然。而他对自然物象的描绘，根本上是为了创造一种形与色构成的韵律。他曾说：“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的。”
塞尚重视绘画的形式美，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秩序。这种追求其实在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早已出现。而塞尚始终对古典艺术抱着崇敬之情。他最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他曾说：“我的目标是以自然为对象，画出普桑式的作品。”他力图使自己的画，达到普桑作品中那种绝妙的均衡和完美。他向着这方面，进行异常执着的追求，以致于对传统的再现法则不以为然。他走向极端，脱离了西方艺术的传统。正是如此，他被人们尊奉为“现代绘画之父”。
《戴帽的自画像》
1897--1882年，油画，65x51厘米，伯尔尼美术馆藏。
《水果盘、杯子和苹果》
1879—1882年，46×55厘米，巴黎，勒内·勒孔特收藏。
塞尚认为，画家创作一幅画，“哪一条线都不能放松，不能留有任何缝隙，以免让感情、光、真实溜了出去”，这是他的创作经验。从静物画《水果盘、杯子和苹果》，可以看出塞尚的探索精神和画风特色。
在这幅画中，物体成了画家借以分析形体和组建结构的媒介。塞尚将它们高度地简化，并以深色线条勾出轮廓，使其看起来显得明晰而坚实。为实现画面有秩序的布局，他有意地歪曲画中的透视关系，将水平的桌面画得仿佛前倾，使桌上的物品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也不在意物象的远近不同而产生的视觉上的虚实差别，而将画中物象在清晰度上，处理在同一个平面。这样既强化了物象的实在性，又可以加强平面上构成的意味。同时，他有意地把那只果盘的支脚画得不在正中，虽然盘子看起来有点别扭，却有效地使画面的诸视觉要素有序地联系起来而达到相互平衡。那偏向左侧的水果盘上部，与左上角背景的一簇叶子相互联系，而这簇叶子又与右上角的那簇叶子相呼应。塞尚通过画中的图象，在画上组成了两道交叉的对角线——其中一条起于左上方的叶子，并通过果盘上部、画中央的那堆苹果，直到右下方的小刀和桌布边结束；另一道虽色彩偏暗，却也清楚可辨：从右上方的叶子开始，经玻璃杯、中央苹果堆，一直延伸到左下方的桌角。这两道斜线在画的中央交叉，构成了画面稳固的框架。
在塞尚画中，整体关系，有如一张网络，所有物象在网络上各得其所。任何细节和局部都不可随意挪动，否则，整个结构便会失去平衡。对此西方曾有人评论说：“如果试想从17世纪荷兰的静物画中拿一个东西，立即就好象到了你手里；而如果想从塞尚的静物画里挪动一只桃子，它就会连带把整幅画一起拽下来。”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评论的含义。
《穿红背心的少年》
1895年，油画95.5×64厘米，苏黎世，比尔勒收藏。
塞尚曾以一位名叫罗萨·德·米开朗基罗的意大利少年为模特儿，画了四幅角度不同的油画肖像。而这幅取四分之三侧面角度的肖像，是其中最成功和最著名的一幅。在这幅画中，人物的头部倚靠在弯曲的左臂，右臂则随意地垂放在腿上。这种姿势与德国画家丢勒的著名版画《忧郁》中的人物姿势颇为相似。也许，这种姿势本身便带着某种伤感意味。这一姿势在塞尚后来其它一些肖像画中也曾有出现，如：《吸烟的男子》、《坐在头盖骨旁的男孩》、《意大利女孩》等。
在《穿红背心的少年》中，男孩的形象占满整个画面，他那呈弓形的身躯是整个构图中主要的构成要素。这一形象被牢牢地限定在一个紧密的空间结构中——左侧被窗帘的斜线限定；上端被后部墙上的水平线框住；而右侧则被那三角形的深颜色所限制。弧形的手臂与弧形的身体彼此协调。全画形、色、点、线等因素，均按一定的理性秩序一起组构。为求得画面结构的妥贴与和谐，画家有意改变客观形象的外形及比例。他特别拉长了画中少年的左臂，从而使那延长下垂的冷色袖子，在画中成为一泻而下、有着足够份量的白色块，与上部大面积的白色及冷色取得均衡。画中那些不同形状与颜色的色块的安排，皆独具匠心。就连少年发问和额头那闪光的白色与留空，也决非随意或偶然之笔；少年左肘下那块方形白纸，在画中则更是举足轻重，假如我们将它遮挡，整幅画便失却了平衡，失去了光彩。
《玩纸牌者》
1890年—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塞尚曾画过多幅玩纸牌者题材的画，画上人物多寡不一(其中最大的一幅上，共画了五个人物)。而最为著名的，要算是这幅只画有两个人物的
《圣维克多山》
1904—1906年，油画，73×91厘米，费城美术馆藏。
塞尚一生画得最多的，可能要算是风景画了。1882年以后，塞尚隐居于故乡附近的小镇，专心地画起当地的风景。他深深地为圣维克多山的奇异山形及其周围的壮观景色所吸引。年复一年，他一再重复地描绘这座从大地上露出的巨大岩石，分析它那时隐时现、复杂细微的体块和结构。在他的一生中，他为此山所画的“肖像”，竟有七、八十幅之多。
这幅藏于费城美术馆的《圣维克多山》，是塞尚最后的一幅描绘这座山的画。我们看见，在一片没有人迹的广阔天地间，雄伟的大山似乎从明朗清澈的大气中升起；它那坚实的、凹凸起伏的身形映现的闪烁的光影之中。全画气势庄严、崇高，略带忧郁，反映了塞尚深沉的精神世界。在这幅画中，每一个体块和造型都被处理得极为严谨，使人联想到他静物画中的一个个苹果的描绘。然而，塞尚风景画色彩的丰富多变，却是其静物画所难以比拟的。在这幅风景画中，他以朴实有序的笔触，表现出物象的细微色差。虽然画中颜色种类不多，但每一种色都有着丰富的色阶变化。那浓重而沉着绿色，衬托出不同明度与纯度的土黄、土红和蓝色，使整个画面恰似一首和谐的色彩交响乐。同时，那无数的笔触，被敏感而理性地放置在画面上，成为厚重而富于肌理变化的色块。笔触的种种走势、排列、连接、转换和交织，构成了空间，也产生结构，形成对比和谐的秩序。面对这幅画，我们可感到色块、笔触、线条等抽象的视觉要素，从客观景物的图像中漂浮出来，在画中形成一种新的现实。而这种“新现实”的意味，正是塞尚绘画艺术的核心。
画家高更作品
高更(Paul Gauguin)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1873 年高更开始绘画，并收藏印象派画家作品。他拥有毕沙罗（Pissarro）、马内（Manet）、雷诺瓦（Renoir）、莫内（Monet）、希斯里（Sisley）及塞尚（Cezanne）等人的作品。1876 年，高更有一幅作品入选巴黎沙龙；次年他作了第一件雕塑作品。渐渐地，高更越来越专注于艺术创作，他参加了最后四届印象派画展。
高更的早期绘画，带有实验性，也很拘谨，令人联想起在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影向下毕沙罗的作品。1880 年代早期，高更将笔触放松、变宽 ，赋予画面颤动的韵律特质，色彩略见后来发展的迹象，但仍很拘谨。他把颜色做块面处理，自由地加重色泽的明亮感：例如以鲜亮的蓝色画阴影，以红色画屋顶，而使之自背景中突出。
1888 年二月，他前往不列塔尼的阿凡桥，结识了贝纳（Bernard）。贝纳的一些观念受到高更修正和润饰，而形成今日为人所知的「综合主义」（synthetism）运动的理论基础。贝纳排拒库尔贝（Courbet）的写实方式，主张拓展印象主义领域，乃朝着另一新的方向探索。贝纳与高更双双寻求新的表现力量。他们主张艺术应具备有力、率直而普遍的相同象征，以舍弃细节及特征，并经过压缩的感觉，强烈而集中地表现印象、观念和经验三者的综合。高更于是走出了印象派画家那种琐碎的光影、固定短暂景象的意图、以及对文学借喻的逃避。
1889 他年前往勒普底，在勒普底时，他的画呈现最简洁的形式，色彩强烈，背景简化成节奏起伏的形态。此种现象可见于「黄色基督」（The Yellow Christ）。高更对于热带乐土的怀想，致使他于公元 1891 年在巴黎拍卖其画作以筹款，并于 6 月抵达大溪地，他在那里停留到 1893 年。该地的美与神秘，令他深深着迷。他非但舍不得离开，更去探寻那片原始、未开发的纯真。他把「野蛮人」理想化，认为是受本能引导、接近自然的人，是真正创作的泉源。此时，高更已不再使用补色。他变得喜欢并用红色与橘红色、蓝色与绿色、紫色与暗褐色，将靛蓝当作黑色使用 。尽管此时画作在色调上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得阴沉些，但是在构图上却变得更为直接而大胆。这些作品同时具有壁画的风格与份量。
1901 前往马贵斯群岛。尽管一时极端的消极，高更却在此段期间完成了他一些最活泼鲜明、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