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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逃往日本。“由于从通化大栗子沟到沈阳只能乘坐小飞机，所以他只带了一个手提木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溥仪刚出现在沈阳机场，就被苏联红军俘获，小木箱也被没收。
“由此，流失国宝主要分了三种境遇。”一是来不及从小白楼拿走的，后被伪满洲国执勤卫兵发现，引起哄抢，不少珍贵书画甚至被撕成碎片，部分流失海外，如北宋李公麟的《万马图》至少被撕裂为三截，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私人处；二是已经运到大栗子沟的部分，由于伪满洲国货币已失去流通价值，溥仪一行人只能用贱卖珠宝和名贵书画换取生活用品，后来浮出水面的《神骏图》、《莲舟新月图》都是在当地流落的；小木箱的部分，则在辽博成立之时，得以接收。
■解放后120件书画入藏辽博
1948年11月，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将战时缴获的清宫散失国宝，暂存于长春东北人民银行。
1949年7月7日，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即现辽宁省博物馆)成立，清宫国宝转入该馆收藏。之后，原东北局文化部立即组成国宝调查组，四处打探遗失在东北、华北各地的部分清宫书画，并着手鉴定整理国宝。
“在这过程中，古代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发现了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戴立强回忆，当年溥仪准备出逃时，带了三件《清明上河图》，他也难辨真伪。后来，三件文物入藏辽馆。专家清理时，杨仁恺慧眼辨别出了本已落选的真迹。
从“靖康之乱”消失了八百多年的国宝失而复得，根据是什么？
“谁也没见过原画，所以杨老只能靠文献记载判断。”戴立强边说，边拿此次展出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打比方。
首先编年没有问题，张择端版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一致，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制，城墙为土坯。
第二它是民间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仇英版因画中石头桥、砖石城墙细节与记载不符，“所以可以肯定不是原版。”
“当时大约120件书画珍品被收进辽博。相对于当年的1300多件，真是太可惜了。”戴立强边说边摇头。
■北京琉璃厂里“淘”出国宝
抗战胜利后，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一度盛行“东北货”，一部分珍贵文物甚至被不识货者用麻袋装裹，论斤两出售。一些颇有心计的投机商人也开始从关外大量收购这些散失文物带入关内，再以高价卖给北京琉璃厂古董店铺。
寻找遗失国宝有时靠运气，我国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就是当年在琉璃厂淘到的。
上世纪60年代，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匆匆走进北京荣宝斋，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布”。
“当时店员也看不明白，问了年轻人得知他在东北也曾想卖，但因找不到行家识货，所以特意赶到北京。”戴立强介绍，恰巧当时杨仁恺也在店里，一听“东北货”，他马上出来看货。“成交价大约是1500元。专家从碎纸中，找到了李公麟的《万马图》、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札》的残缺部分等国之重宝，宋代书法名家米芾的《苕溪诗卷》等无价宝。”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与1500元价值相差悬殊，所以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这件事就这么搁下了，成为了收藏界的一个悬案。
■国宝纷纷“二进宫”
清宫遗珍频现拍场，身价倍增。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宋代《十咏图》等均为近半个世纪来，我国从各大拍卖市场上回购的珍品。元代的《元人秋猎图》就是其中代表。据记载，此卷为元朝宫廷画家集体创作而成，再现了元朝帝王率军出行、露营猎宴的情况。后藏于清代皇家，该卷上盖有乾隆诸玺与嘉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