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拍卖只是艺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全面反映艺术市场整体走势，但每季大型拍卖会后，各公司所公布的成交数据，总能成为一个敏感的触点，牵动着艺术市场的某个神经，有人称之为“风向标”，也有人称之为“后市指南”，其在艺术市场的重要性可窥一斑。而从财经角度看，这些数据之所以具有敏感的特质，是因为在它的曲线变化中透着某些经济规律的影子。用经济规律看拍卖市场，则这个市场呈现出一副清晰而理性的样子来。
拍卖市场中的“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的前提是物有所值，当价格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甚至人们对作品本身存在疑问时，这便走向了物以稀为贵的另一面——流拍。
随着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逐渐增大，而在拍卖场能够上拍的艺术品除了当代艺术外，有些来自古代，有些是近代已故艺术大师的作品，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即便是当代艺术家可以不断创造作品保证市场一定的供给，但艺术毕竟不是工业化商品，艺术家一年中创作的作品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放量”，更不用说其中的精品了。加之陆续成立的拍卖公司挤入市场，使得原本就十分有限的拍品资源受到分流，这样，进入拍卖场具有收藏需求的人逐年增加，而每家拍卖公司所能提供的精品并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很多。在这种明显的供求不均衡矛盾下，一些精品受到热捧，“物以稀为贵”，价格直冲云霄。
《赤壁图》
最经典的例子属于今秋中国嘉德推出的仇英《赤壁图》，7952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创下了涵盖中国油画、书画等各类中国绘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世界纪录。“明四家”之一仇英的传世作品极为少见，国际范围内博物馆馆藏可靠的仇英作品不超过50件。有媒体也曾报道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仇英作品最集中的地方，各式仇英作品有百幅之多，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专家研究，其中真品不过10件。”而在拍卖市场，仇英作品自1994年至今的13年中虽上拍719件，但其中很大部分存在真伪争议，一些小拍卖公司甚至推出制作拙劣的仇英赝品，因此13年来仇英作品在拍卖市场成交仅有386件，而且这386件中的许多也并不能完全保真。在市场本身就缺乏仇英作品的状态下，《赤壁图》又因为属于清宫旧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而且流传到民间后有清晰可查的传递脉络，并得到多方专家认定。几种有利因素使该幅作品成为本季秋拍中最有卖点的“稀缺股”，买家购买需求强烈，而拍品只有一件，在供不应求矛盾下，该幅作品从4000万起价，经过多方竞买一路冲向7952万元的历史纪录。
和仇英《赤壁图》一样，本季天价成交的拍品除了个别具有明显的人为炒作痕迹外，基本都在供不应求的矛盾中获得了令拍卖公司满意的价格。比如瓷器市场的珐琅彩品种由于烧造数量少，当时仅供皇帝密玩，传世极少，更显得异常珍贵。匡时国际今年秋拍的清雍正御制珐琅彩蓝地缠枝牡丹纹“万寿长春”碗在众多藏家号牌的轮番升降中，以728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看出，珐琅彩瓷器以她出身高贵、稀有的的背景吸引着顶级藏家的囊中资金。
《妹至帖》
不过令市场感到意外的是，和中国嘉德一样，香港佳士得，北京保利也各自推出本季度的“稀缺股”，并在拍卖前做了重点宣传。前者是唐摹本王羲之的《妹至帖》，后者是《元人狩猎图》，在香港佳士得的宣传资料中人们获悉，此幅来自日本的《妹至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唐朝摹本，是现存王羲之书法中唯一可流入社会收藏的。而王羲之的唐代摹本最接近其真迹，并能重现王羲之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稳重等书法特点，可谓仅存真迹一等。北京保利则对《元人狩猎图》做了如下评述：“具有史诗般的气势，此卷钤有乾隆诸玺与嘉庆、道光的鉴藏印，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为清内府旧藏。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中也曾提到此作”。除此而外，北京保利还专门为《元人狩猎图》印制了单独成册的图录。然而再强势的前期宣传也避免不了两者遭遇滑铁卢的命运，《妹至帖》和《元人狩猎图》先后以流拍告终。从两幅作品流拍后通过不同媒介反映出来的声音不难看出，两者之所以没有获得和《赤壁图》同样的成绩，并不在于经济规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性，而是两幅作品本身具有的争议。有藏家表示，《妹至帖》无后世题字、印章，很难辨别真伪，而一些专家对《妹至帖》当时真的传入日本亦表示了质疑。另外，总共只有17个字的《妹至帖》却被拍卖方估价为3000-4000万港元，这样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一些买家的心理底线。至于《元人狩猎图》，一些藏家认为没有明确署名，加之不少专家提出实是清初宫廷画家集体创作，如此看来，4000万元的起拍价实在有让人难以承受之高。
因此，按照经济规律，当供不应求时拍品价格会在竞买中不断上升，但前提是拍品物有所值。不过，由于目前拍卖市场并不规范，假拍现象依然存在，当其出现在拍卖场中时，人们发现一件没有多少实际买家关注的艺术品被拍得过高的价格，即供并不大于求，却出现难以理解的高价，这时，该现象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表现，而是一种违规，不能被列入讨论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