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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
周岳平
所谓“新浙派”是指五十年代以来活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三代画家，第一代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吴茀之等为代表，第二代以方增先、卢坤峰、吴山明、刘国辉、童中焘、何水法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陈向迅、林海钟、张伟民、宋柏松、张伟平等为代表。
在此之前，中国画的重镇是在北京和上海，原因是分别有“官”和“商”为依托；从此之后，中国画的重镇则移到了杭州，原因是有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育为依托。由于学院体制的中国画教学，在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杭州之外的美术学院，主要的师资并非从旧传统过来的画家，如北京的于非闇、王雪涛，南京的傅抱石、钱松喦，西安的赵望云、石鲁，上海的吴湖帆、唐云，均不在学院，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画教学，所培养出来的第二、三代画家，作为中国画家，在“传统”的意义上显得不太传统。而浙江则不一样，由于开始时没有画院的建制，老一辈的传统型名家如黄宾虹、潘天寿、李震坚、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等均被安置在学院中，并延请了上海的陆抑非、陆俨少加盟，成为中国画系的主要师资。这就使得浙美的中国画教学比之其他各地的学院，从教学的特色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显得更加传统。因此，当其他各地的中国画创作，因老一辈传统型画家的相继故世，传统的特色逐渐式微，浙江画坛的中国画创作，却能于老一辈画家故世之后，依然行进在传统的路线上。更何况，即使就老一辈画家而论，浙江画坛的力量之雄厚，比之其他各地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例如，被学术界称为“
20 世纪四大家”的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有三家在浙江画坛；四家中活到
50 年代之后的有三家，又有两家在浙江；活到
60 年代以后的仅浙江的潘天寿一家。而对学院教学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也首推潘天寿，即使黄宾虹，影响也大于短期兼职于中央美院的齐白石。
由于如上所述的原因，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坛，论传统，新浙派的创作力量及所达到的成就，在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各地，而且越往后，越是在第二、三代画家身上显现出它的优势。如从
2002 年开始由全国政协所组织的各地“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这种优势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中国画作品被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它的行情的涨落，首先便在于作品的质量即艺术的价值。既然新浙派的作品在总体上所达到的成就高出于其他各地，它的市场行情，自然也在总体上高出于其他各地。
再从买方市场来分析。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所复兴中国书画市场，作为大陆的买家，主要是一些民营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是以挂靠或承包的名义，因此而名不正言不顺。而到世纪末，民营企业正式名正言顺，浙江，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如温州、金华、宁波等地，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跃而居于全国之首。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前期，参与书画市场的浙江企业家还只是少数，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当时浙江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从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伴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壮大，参与到书画艺术市场中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队伍也迅速地扩大，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大陆买家之一。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饮水思源、不忘根本的浓重乡土情结，真所谓“月是故乡明”，与“月亮也是外国圆”的“现代”观念，不啻香壤。因此，海外的华人企业家，斥巨资回报家乡的事例，改革开放以来时有涌现。同样，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当他们富起来之后，进入到书画市场，追捧本地的名家，也成为他们的重要投资方向之一。例如，北京的企业家多追捧北京名家，江苏的企业家多追捧江苏名家，广东的企业家多追捧广东名家，同样，浙江的企业家也多追棒浙江名家。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90 年代时，黄宾虹的作品价格一直处于低速状态，远不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等，究其原因，正因为当时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尚未大规模地介入书画市场。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地介入到书画市场，黄宾虹、陆俨少等的画价便一路飚升，与张大千等逐渐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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