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根津美术馆并没有列在我访日必看的美术馆博物馆名单中，因为明治大学的朋友推荐，才有机会走访这间以收藏东洋美术品闻名的私立美术馆，并有出人意料的收获。我是八月四日到根津美术馆的。根津美术馆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可坐地铁千代田线到表参道站再步行到达，十分方便。
根津美术馆由根津嘉一郎创立於昭和十五年(1940) 。馆址是根津家族的根津青山的旧居。1945年曾因战争原因遭烧毁，1954年重建，1964年加以修葺，平成二年再次重修。现在这个旧居除了建有美术馆馆舍外，还有附属的根津青山庭园。这个典型的日本花园由青山於明治三十九年开始经营，历史悠久。庭园十分精致，典雅，院内有著名的十景：弘仁亭和无事庵、东熊野、YATSU橋池、HOTARAKA山、明月門、薬師堂、一樹庵和披妪R、斑鳩庵、清渓亭、閑中庵和牛部屋和水琴窟、飛梅祠等。美术馆收藏十分丰富，除了书画之外，还有商周青铜器，历代雕刻，陶瓷，漆艺品，金属木竹雕刻，织染等工艺品。佛教艺术品的收藏也十分著名。宋元绘画品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相传是牧谿手书的“漁村夕照图” 。其他如镰仓时代的绢本“那智泷图” ，南宋时代的青瓷筒花生，桃山时代的绘志野水指，以及高丽茶碗、古蘆屋松梅文真形霰釜、松屋肩衝茶入、黄瀬戸宝珠香合等也在日本非常有名。佛教美术品方面，有难得一见的金剛界八十一尊大曼荼羅图，以及从镰仓时代以来到室町時代的日本中世垂迹画。除了根津家族的藏品外，根津美术馆也获赠不少其他藏品，比如昭和四十九年秋山藏品也入藏根津美术馆，其中包括良宽和尚的一些真迹。昭和五十五年以室町时代水墨画闻名的小林收集品亦转入根津美术馆。同年，以收集近代工艺品的福岛藏品也入藏根津。现在全部藏品约有七千多件，其中被认定为国宝的藏品七件，重要文化财八十三件。
参观之后浏览馆内书店的图书，购得图录两册。其中一本1994年出版<<植村和堂收集品--古写经>> 颇值得细品，因为这本图录中竟然有两件出自敦煌而流落到植村手中的写经。这两件写经在书中题为“粗经断简” ，没有给出名称。两件写经在书中只有黑白照片，无头无尾，从未见学界提及，显然在植村和堂出版这本书之前从未展示过。
植村和堂原名植村常次郎，明治三十九年生于东京。大正十一年师从日本画家相泽春洋学书，次年师从益田石华，后又追随田中亲美。植村精於书道鉴赏，曾担任日本泰东书道院审查员，日本书道美术院理事，每日书道展审查员，并主持清和书道会，担任<<清和>>月刊主编。植村对佛教古写经很有研究，曾担任日本写经会常任理事。著有<<古笔名迹综览>>，<<和堂书谈>>，<<中国古笔鉴赏>>等书。我在根津购得的这本<<古写经>>是植村米寿之年在根津展览自己收藏的书画美术品的展览目录。我曾试图和根津联系，想了解植村收集品展览之后的所在，但未能如愿。这两件敦煌写经很可能仍在植村家。
回到住处，仔细阅读这本<<古写经>>，植村第一件写经在该书36页，列为第十五号，题为“粗经断简” 。作者注记为：“敦煌出土，唐时代末”。在书末的介绍中说，“点划有力，骨格突出，行间很细，各字比较细长。大概是唐武宗灭佛之后，佛教衰微，在地方寺院书写的粗经，和拙著<<日本的写经>>里面介绍的贞元九年(793)<<劝善经>>的用纸类似，看来其文字时代相近”。植村的注记主要从书法角度进行评价。我把这件文书比定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一，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86号，残片见於<<大正藏>>37页中栏12行至38页上栏倒数第二行。第二件写经即书中第16号文书。作者仍题为“粗经断简” 。注记为“敦煌出土，唐时代末” 。末尾说明为：“分厚料纸上以浓墨画出界栏，天地留白较宽。传出於敦煌，文字书写的风格与传世品较为类似。大约是出土后散佚之断简” 。这件文书我比定为北凉昙无忏译的<<大般涅盘经>>卷二寿命品第一之二。两件文书，可能都是民国初年在流散到日本的，因为没有题名，没有纪年，没有后记题款，写作十分粗糙，历史和艺术价值都十分有限，作伪的可能性应不高，所以可以视作是真迹。敦煌文书流落在日本私人收藏家手里的还有很多，值得逐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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