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中进步的中国水彩画

水彩画传入中国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步。早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来华传教士随行携带着宗教画，传送了西方绘画的信息，其中就有水彩。之后，清康、雍、乾之际来华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蒋友仁、波希米亚人艾启蒙，也擅长水彩并在宫廷活动。此外，欧洲来华使团中也常有画家，特别是水彩画家。当时宫廷档案“清档”曾提到“水彩画”这一名称。例如，清高宗不喜欢王致诚的油画，因而谕知工部，“王致诚作画虽佳，而毫无神韵，应令其改学水彩，必可远胜于今”。看来，弘历觉得“水彩”的观看方式较接近中国人的视觉习惯，且较能表现神韵。所谓水彩画法，就是郎世宁等及其门生用中国工具按西方观念作的绘画。他们的“水彩画”与中国画一样，也是在纸或绢上以笔蘸墨、水调色制作的。这种“水彩画”与今天的水彩画已经很接近了。此外，18、19世纪的广东等沿海地区，特别在广州、香港、澳门一带，活跃着一批外销画家，所作不乏水彩画，如廷呱的《廷呱画室》就是。

我国早期西画家一般都画过水彩。最早的留学生李铁夫就兼善水彩，直到晚年仍坚持画水彩，并尝试用宣纸作画，试图把笔墨情趣融入水彩之中。20世纪初，在留学生画家中，有不少人精通水彩。如1905年赴日的李叔同，留学期间不仅画水彩，而且还撰写了《水彩画法说略》(1905年)，这大概是我国最早讨论水彩画的文章。

随着西画观念的传入，水彩画作为便捷工具最先流行并负载着西洋画的称号。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模式引自西欧、日本，从此美校和师范美术科成为学习西画的基地，培养了众多掌握水彩画的新型人才。上海是我国早期水彩画的大本营，1864年前后，徐家汇“土山湾画馆”正式向中国孤儿传授素描、水彩、油画等西洋艺术。“画馆”主持人之一——刘德斋修士，尤善水彩风景。学徒中的徐咏青、周湘等被视为我国早期水彩画家中成就较高者。后来的学徒中还有杭穉英、张充仁等也是20世纪中国水彩画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上海的“白鹅画会”、“充仁画室”、“穉英画室”等也培养了不少水彩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