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个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 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由此，“黑画事件”大幕拉开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来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
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事件”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在一起予以批判。黄永玉回忆说，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就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而惹火烧身。 作者：李辉
（摘自《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书城》2008年8月号，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