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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由于女性的身体写作非常流行，暴露隐私、暴露身体成了一种时尚，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墨西哥的一位著名女画家费丽达（
Frida Kahlo
）的作品。从来没有一位画家像她那样作昼，几乎所有的画都是自我肖像；也从没有人像她那样在自画像里通过美艳而性感的身体传递那么多人生的痛苦与残酷，以及内心那么复杂的真实情感。她把女性自画像推到了极致：它们是一面镜子，反射着女性个体的人生经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是刻意地暴露隐私，而是真实地记录着个人的情感历史及女性的本质特征，并拥有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内涵。
西方艺术史总是把费丽达列入超现实主义画派，大概因为她画里那些奇怪的身体器官、植物和动物有些类似超现实主义画派的画面，超出了日常生活，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然而，费丽达自己却非常反对这种命名，她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不画梦。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画，因为我需要画，于是我总是画那些浮现在脑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其它想法」如果象征符号对于西方超现实主义者来说，是离开现实、探索潜意识的一种手段，那么，对于费丽达来说，则是回到现实、理解现实的方式之一；如果超现实大师达力（
Dali
）无法解释自己作品的象征意义，那么费丽达能够解释，因为她的自画像就是她的自传，牢固地根植在现实的土壤里，逼真而血淋淋地记录着她的每一次痛苦。她曾说过：「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画是不是超现实主义，但我知道它们是我自己最真实的表现．．．．．．我讨厌超现实主义。对我来说它像是资本主义艺术颓废的见证，偏离了人民大众所希求的那种真实艺术．．．．．．我希望我的画对我所归属的人民来说是有价值的，对支撑着我的理念来说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贡献给为了和平和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我对费丽达感兴趣，一是因为她的画非常特殊，二是因为她的人生和作品包含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虽然她只是画自己小小的私人空间，可是却走向了全世界，赢得了全球的观众；虽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她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她却被资本主义的艺术界大为欣赏，并被其拥戴成其中的一员；虽然她认同墨西哥的本土文化，并以本土文化来反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可是这些本土文化最终还是被西方所消费；虽然她很重视画女性的身体，但她画中的身体不只是生理性的，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虽然她的政治认同很鲜明，可是她的画却远离政治，并没有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虽然她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可是一生都极其依赖她的丈夫，喜怒哀乐似乎都围着他转。总之，这位神奇的女性充满了矛盾性，并不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这样的标签所能涵盖得了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性，她最终超越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性／男性等简单的二元分法。
二
费丽达的生平故事已经被许多人重写过，有关她的小说、戏剧、舞蹈、传记文学和电影实在是数不胜数。今年十月，好莱坞又要推出一部以她生平故事改编的电影，片名为
Frida
，由朱丽叶（
Julie Taymor
）导演，漂亮的女影星萨玛（
Salma Hayek
）主演。影片出来后，这位传奇性的女画家随着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而走向全球，成为好莱坞文化霸权的筹码之一，这对已故的女画家来说恐怕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因为她一生都在反对美国化，一生都坚守着墨西哥和印第安的本土文化。
费丽达生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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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但是她却把出生日期改为爆发了墨西哥革命的一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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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希望自己的生命与现代墨西哥同时诞生，希望自己是「革命的女儿」。她其实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德国的犹太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与印第安混种的墨西哥人。天生丽质的费丽达从小就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身为摄影师兼画家的父亲认为她是四个女儿中最有才能的一位。六岁那年，费丽达不幸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细，遗留下了永远的生理缺陷。虽然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拚命运动，但小伙伴们的嘲笑仍让她感到难过。十八岁那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到重创，断了两根腰椎骨，骨盆破碎，左胳膊和左肩脱臼，右腿也摔坏了，最遭的是，当时有一根金属棒穿透了她的身体，从左腹部进入，由生殖器穿出，连医生都以为她活不成了，可她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这次事故给她后来的一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她一直都被不健全的身体所困扰，一共做过三十二次手术，但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一辈子都不能生小孩。谁也没有想到，身体固然给费丽达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但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艺术创作源泉，令她在反反复复的痛苦、挣扎、希冀、渴望和绝望中理解生命。
费丽达在车祸发生的两年后加入了共产党，并爱上了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墨西哥名画家迪也哥（
Diego Revera)
，当时他还是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墨西哥革命前，独裁者
Porfirio Diaz
和他周围的文化菁英都崇尚欧化，革命后，墨西哥文化界开始了反对「欧化」的文化革命，重新寻找本土文化的根。迪也哥与另外两位画家因此发起了大型的墨西哥壁画运动，把生活与艺术结合起来，在公共墙上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对民众重新教育墨西哥的历史与文化。认识费丽达之前，迪也哥有过无数情人，并与现任妻子有两个孩子。他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个子很高，肚子很大，并素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尽管如此，费丽达还是疯狂地爱上了他。当时只有二十岁的费丽达带了一些画去请教这位世界著名的壁画家，对他毫不客气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花花公子，但我不是来跟你调情的，我只想请你看看我的作品。」没想到，迪也哥非常肯定她的绘画才能，并很快地娶了她。他们的爱情婚姻旅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跌荡起伏，后来成了费丽达自画像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她曾对友人说：「我一生有过两次严重的事故，一次是街车碾过我的身体，另一次事故就是迪也哥。」
一九二九年，迪也哥先是被美国大使请去做壁画，后于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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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一九三三年先后被美国大亨福特（
Henry Ford
）、洛克菲勒（
John D. Rochefeller
）和摩根（
J.P.Morgan
）等请去三藩市、底特律、纽约做壁画。墨西哥共产党因为迪也哥卖身给资本家作画而将其清除出党，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帝国主义资本家」会如此喜爱迪也哥的大型壁画，并不在乎那些壁画充满了斧头、镰刀及工农兵大众等形象。不过，最终洛克菲勒还是由于无法忍受迪也哥非要在壁画上画上列宁的肖像而中途解约。费丽达在美国的这段期间，流产了三次，丈夫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她，于是她把精力投入绘画中，从流产的痛苦中找到了自己绘画的语言，创作了著名的《亨利伏特医院》（一九三二年）、《我的诞生》（一九三二年）、《在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自我画像》（一九三二年）、《我的衣服挂在哪》（一九三三年）等作品，自此，她的画作开始强调女人、身体、伤痛、恐怖与苦难。
费丽达与迪也哥的结合，使她从墨西哥走向了世界，也使她尝遍了爱情的酸甜苦辣。自结婚后，为了取悦作为墨西哥寻根运动倡导者的丈夫，她一直坚持穿墨西哥本土的服装，可谓「女为悦己者容」。她深爱像熊一样高大肥胖的丈夫，可是迪也哥却总也改不了沾花惹草的毛病，外遇不断，最后竟于一九三四年与费丽达的亲妹妹有染。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后，费丽达搬到外面去住，不久又飞到纽约躲避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无法忘却迪也哥，于是原谅了他和妹妹的婚外恋，回到了他的身边。回来的时候，「多了一点爱情，少了一点骄傲。」这对夫妻似乎从此有了某种默契，迪也哥公开而自由地在外面处处留情，费丽达也不甘寂寞，开始秘密地与情人约会。她有过许多情人，甚至还有过一些女同性恋情人，不过据她的恋人——著名的匈牙利摄影师尼可拉斯（
Nickolas
Muray)
回忆，费丽达最在意的仍然是她的丈夫。尼可拉斯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总能感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时其实只有你们两个人。」
恐怕最引人注目的一断恋情还是费丽达和苏联流亡领导人托洛斯基（
Leon Trosky
）的婚外情。一九三七年，托洛斯基和妻子接受墨西哥政府的政治庇护，住进了迪也哥和费丽达的家中。因为托洛斯基的妻子不懂英文，费丽达与托洛斯基常常用英文调情，并在费丽达妹妹的家中幽会。这段恋情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托妻发现，托洛斯基显然更重视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很快就结束了与女画家的婚外恋。后来，直到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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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暗杀前他们还都保持朋友关系，费丽达曾送过一幅自画像给托。
一九三八年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贝雷顿（
Andre Breton
）去墨西哥访问时，意外地发现费丽达的画属于他心目中的超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于是积极帮助她在巴黎筹办画展。不久，费丽达的第一个国际性的画展在纽约顺利举行，美国画界对她评价很高，她也在画展上卖掉了不少作品。一九三九年，她在巴黎的画展吸引了许多世界级大师的注目，毕加索（
Pablo Picasso
）、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
杜尚（
Marcel Duchamp
）等艺术大师都非常喜欢她的画。这几次画展之后，费丽达不再只是以迪也哥妻子的身份受到重视，而是成了一位拥有国际声誉的独立的女画家。
自纽约和巴黎画展后，费丽达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比以往独立，但是她和丈夫的关系却日渐恶化。二人于一九三九年十月正式离婚。可是离婚后的费丽达并不快乐，仍然日夜思念迪也哥，孤独难耐，再加上她旧病复发，每天需要穿戴一个重达二十公斤的仪器设备来支撑她的脊椎，不能随意挪动，所以她的心理和生理状态都很差。这一期间，她仍坚持作画，把绘画当作心理与生理的重要疗程之一。《两个费丽达》、《受创的桌子》、《梦》还有一系列独特的自我画像都表达了她这时痛苦、寂寞、失望的心情。也许因为他们双方都离不开对方，都受不了没有对方的生活，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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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爱罗瑟医生的劝和下，费丽达与迪也哥又复婚了。复婚后，二人都很快乐，并答应相互给予对方更多的空间。迪也哥依旧改不了他的本性，依旧吸引着女人也被女人吸引，其中一个情人还是艳丽的影星马利亚·费丽斯。不过，他的情人后来大多都成了费丽达的好朋友。在他们的婚姻里，费丽达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像是迪也哥的母亲，而迪也哥则像是个任性的孩子，在外头疯癫玩耍后，还要回到妈妈的身边。费丽达有一幅画她丈夫的画像，把丈夫画成一个大婴儿，让她抱在怀里，背景是墨西哥的大地与前哥伦比亚文化中宇宙与自然的象征。
四十年代中期，费丽达的身体每下愈况，为了支撑她的后背，她不得不穿戴一系列矫正骨形的紧身胸衣，她自己形容为是一种「惩罚」。绘画对她来说是贴近生命的方式，她在昼中并未表现自怜情绪，而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忍受苦难的女英雄。比如她的《破碎的脊柱》，背景是裂缝延伸的土地，而上身裸露的她，穿带着铁制的紧身矫正衣，身上钉满了小钉子，而身体中间被解剖开，破碎而断裂的脊柱狰狞地展示给观众，令人不忍卒睹。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但并不绝望。这幅画的裸体很性感，但又很恐怖，传达了她坚强的精神与对生命的希望。她后来的画，如《无望》、《小鹿》和《希望之树》都把悲剧的受难者和英雄的生存者混合起来，以乐观和坚强的眼光看待悲剧。自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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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她又做了七次手术，只能卧床作画，医生说她常常被迪也哥的爱所左右，如果丈夫细心呵护，她的病就恢复得很快，如果丈夫滞留在情人那几夜不归，她的病情马上就恶化。一九五三年，她的右腿被截肢。这次手术几乎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她甚至想过自杀。截肢后的费丽达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曾画过一幅《马克思主义给病人带来健康》的画，那病人就是费丽达。一九五四年她去世了，临死前，她已经被墨西哥人民视为偶像与国宝。她的丈夫写道：「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是我生命中最悲惨的一天。我永远失去了至爱的费丽达．．．．．．太晚了，我终于认识到，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是我对费丽达的爱。」
三
费丽达长得很美，也很有性格。她的眉毛又浓又黑，几乎连在了一起。紧连的眉毛和唇上像小男孩一样淡淡的胡须是她自画像中反复出现的特征，个性十足，给人印象很深。历史上像她这样的画家很少：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自画像，即使不是自画像，画中的主角也一定是她自己。她的丈夫总是画关于国家、政治和历史的大题材，为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化。而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心劳苦大众，却摆脱不了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从来都只是画属于她的小小的世界：父母、朋友、爱情、疾病、分离、生产、流产、衣服、装饰、宠物、玩具等——一个典型的女人的世界。
费丽达绘画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自己的身体。我的一些朋友不喜欢她的画，说她过于自恋。的确，她有自恋情结，似乎生活在一个自闭的世界里，自我是她的开始，也是她的结束；自我是她的艺术资源，也是她痛苦的存在。然而这样概述她又太简单化了。她病痛的身体很真实，是她生存的现实；身体是监禁她的牢房，但身体又是她与世界沟通的渠道。用评论家怀特妮（
Whitney Chardwick
）的话来说：「费丽达把绘画当成一种手段，用它来探索自己身体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中她的意识；在许多种情况下，这一现实分解成了双重的，外在的现实对立于内在的对此现实的认知。一更重要的是，这双重现实都是女性的，是对女性生命的认知。
首先，她的女性世界最贴近自然与生命。在她的一幅题为《根》（一九四三年）的画中，她横躺着的身体就像是一棵生命之树，身体中延伸出绿色繁茂的枝叶，叶子上的红色血管像根须一样深入大地，把她与大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生生不息，循环不已。《我的奶娘和我》（一九三七年）画她幼时的印第安奶娘，抱着兼有婴儿身体和成人脸孔的费丽达，背景是南美洲的天空与植物。婴儿费丽达吸着奶娘的乳房，而那乳房是透明的，其中的乳腺就像是树枝与树根一般。费丽达在此画中强调自己的坚强来源于她一半的印第安血统，但同时画出了女人乳房的普遍性——女人的乳房等同于大自然的养分。在《小鹿》（一九四六年）中，森林里孤独的小鹿浑身是猎人射来的箭，箭伤处流淌着红色的血，而那小鹿的脸就是费丽达的脸，神色镇定地看着我们。《希望之树》（一九四六年）的画中有两个费丽达，一个侧躺在病床上，背对着我们，半裸的腰椎后面有两道很深的血痕，另一个是穿着墨西哥盛装的费丽达，一手拿着「希望之树，保持坚强」的小旗，一手拿着她常穿的紧身矫正衣。此昼的背景又是破裂的土地，象征着她自己的遍体鳞伤的身体。
女人如大地，无言地存在着，超越时空，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女人如树木，花开花落，生死循环，依赖着阳光和水份，生于尘土又回归尘土；女人之坚忍又如同大自然，其对大苦难与大悲痛的包容与天地一样久远，与天地一起共存。大自然中蕴藏着的女人性，水恒，这正是生命的真理。与大自然和生命的衔接，使得费丽达小小的私人故事获得了人类的普遍性，从个人的家园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走到每个人的心里。
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费丽达对女人性的探索如同一把解剖刀，把自己的身体血淋淋地切割开，让你看到她的心跳，她的痛苦，她的无奈与她的力量，让你同她一起领悟女人的生成构造，女人的顶天立地，女人的多愁善感，女人忍受苦难的大勇，以及女人与生死的神秘关系。这一切只属于她个人，但这一切又同时属于所有女性，属于宇宙间的所有生命。在《我的诞生》这一幅画中，费丽达把女人生产的姿势非常真实而形象地画出来，张开的双腿中间生出一个婴儿的脑袋，而这个婴儿就是她自己，床上沾满血，生产着的女人的脸部用被单蒙着，似乎已经死去。据学者考证，费丽达画中的床就是她出生时的床，而此画创作于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正好是她三个月的婴儿流产之后。费丽达认为蒙脸的女人是她母亲，但同时也是她自己，在日记中她写道：「这个诞生了自己的女人写出了生命中最美妙的诗」。其实，这幅画暗示了生与死的共同瞬间，以及生与死同女人的关系。诞生了她的母亲已经死去，而她未来要诞生的婴儿也已经死去，但是女人生产的痛苦却永恒而触目惊心地延续着，人类的生生死死也永恒地延续着。她的丈夫迪也哥曾这样评价此画：「这次生产创造了一位史无前例的女人，这个女人能够在自己的艺术里，以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身体认同，表现女人的情感、责任和生座性。」
费丽达确实表现出了女人的共性与本质，然而，她又很注重自己的独特性。她的每一幅画都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小故事。她说：「我画自己，因为我总是独处。因为我是自己最理解的主题。」比如《亨利伏特医院》（一九三二年）表达她流产后的痛苦。画中全身裸体的她孤独地躺在病床上，手里拉着六根红色的脐带，这些脐带分别连着她三个月流产的婴儿，她在车祸中受伤了的骨盆，腹部的下半部及一些手术的仪器，背景是底特律的工业城，她就在那里住院。《记忆，或心》画的是一九三七年她与丈夫分居的日子里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画中的她站在海与大陆之间，站在两件吊着的衣服之间，没有胳膊。左胳膊从一件她学生时代的制服里伸出，右胳膊从另一件她丈夫最喜欢的墨西哥民族服装里伸出。两个小小的丘比特分别坐在一根铁棒的两头，而这根铁棒从费丽达的心脏部位穿过。她巨大无比的心搁置在陆地上，血不停地流入海里、流入土地。「女人如衣服」在这幅画中被身体、心、血液、意识、潜意识、文化符号等重新加以阐释。《两个费丽达》画于她与丈夫正式离婚期间。一个印第安的费丽达和一个西班牙的费丽达手牵着手，她们中间有血管相连。印第安的她手里拿着一颗纪念章，上面有迪也哥孩童时的照片，西班牙的她手里拿着一把夹钳，试图夹住动脉，但没成功，所以血流在她的裙子上。在此画中，她画出了自己的寂寞与孤独，也同时强调自己的双重人格：自己既是被观看的人，同是也是观看自己的人；既是受难者，又是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心与血管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观赏者的面前，但她的沉静的眼神却告诉你，她不仅仅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她有血肉，有痛苦，有深刻的爱与恨，有挣扎也有勇气。
如果把费丽达的自画像归结为只是个人的，只是女人的，或只是身体的，会忽略了她创作时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她生活的时代正赶上墨西哥革命，所有墨西哥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表现都市的现代化、殖民的过去、社会正义感、经济改革与农村大众等问题，其中墨西哥的本土文化成了艺术家拥抱的重要艺术资源。她与丈夫都是墨西哥文化复兴的积极倡导者。费丽达的昼常常在细节中表现本土文化，表现她所认同的文化之根，像《我的奶娘和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她的自画像里，她总是穿着墨西哥的民族服装，色彩鲜艳无比，如同节日的盛装，而她配戴的每个小小的首饰都有很浓厚的文化象征意蕴。她画中所表现的忍受痛苦的身体，是对阿兹台克社群大变动所带来的伤痛的认同。阿兹台克文化（即墨西哥印第安文化）对她作品的影响很大，她采用的许多象征符号大多来源于此文化。就像她自己是欧洲与墨西哥印第安的混合种一样，她的画既能溶入充斥着弗罗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超现实主义，又能回应着阿兹台克文化中对自然能量的解释。费丽达的一系列关于女人与大地／水／自然的画作，比如《水所给予我的》以及许多自画像，很明显地受阿兹台克文化中一些著名女神与母亲形象的影响，而这些形象在墨西哥的俗文化与前哥伦比亚传统中都极其流行。不过，费丽达并未把自己再现成一位女神，而是把这些大众文化形象转化到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里，保留了神秘、恐怖与悲剧的成分。墨西哥的国家运动与文化复兴是她创作的背景，但她却把原始的文化符号转变成了自己个人的象征语言。通过许多细节性的转化，她实际上使本土文化传统复活了。据朋友们回忆，当费丽达散步在纽约的街头时，美丽的身着盛装的她，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墨西哥艺术展品。
这位以画女性身体而着称的女画家，虽然执着地表现生命的本质与苦难，可却从不忘记探寻女性身体的文化与政治内涵。大概费丽达的画充满魅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双重性：既是个人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身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生理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本土的，又是西方的。她自己国家的人们热爱她的作品，而西方及其它国家的人们也同样为她的作品所震撼。她的丈夫这样赞扬她：「费丽达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把胸部撕裂开来展示情感的生理性真理的艺术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