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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该混为一体，至少在教学的体系上不应该"视国画与西画有截然不同的鸿沟，几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而"两系的师生多不能互相了解而相轻，此诚为艺术之不幸！"而潘天寿则持相左意见，他著名的论点就是将东西绘画体系比喻成两座独立的大山，两座大山间，是可以互相取其所长的，但如果是随便的吸收的话，则只能是各取所短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林风眠关心的是东西两种不同艺术体系的共性，而潘天寿更为关心的是不同艺术体系的个性，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每一个涉及于此的艺术家所不能避免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呈现出纷乱的多元化，再加上每个艺术家生活经历、对传统和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也正显得合情合理的了。
不过，林风眠最为关心的还是艺术运动。为进一步深化艺术运动，1928年来林风眠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考虑到在艺术创造的力行之外，"更须加上宣传一项"，“艺术运动社"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相关的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巴黎"霍普斯会"的艺术运动精神在西子湖畔浴火重生了。这个以艺术改造人生，艺术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群体，曾意气风发地说：”西湖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1930年，林文铮为新学院谱写了新校歌：“莫道西湖好，雷锋已倒。莫道国粹高，保叔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激昂的艺术运动精神。杭州艺专的一切，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时相比有较大的进步，林风眠的艺术之梦似乎就要实现了。
艺术与人生
在谈及林风眠的文章中，都不应该回避杭州艺专“西湖一八艺社”的故事。林风眠在创建“艺术运动社”的同时，艺专内的学习气氛浓烈，各种学生自发的团体组织纷纷建立，“西湖一八艺社”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但它的著名并不是在于创造了多么不朽的作品，而是它的分裂。
1930年春天，“西湖一八艺社”在上海举行了首次的公开展览，在展览的座谈会上，对美联许幸之提倡的“普罗”美术的口号，一部分社员表示了反对，反对的原因是“普罗”美术的提法违背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而另一部分“普罗”美术的支持者们则略去了“西湖”二字，挟“一八艺社”的遗号，汇 入了鲁迅刚刚在沪上掀起的新一轮不同宗旨的艺术运动。在这群坚信“为人生而艺术”的同志中有陈卓坤、于海、陈铁耕、后来牺牲的姚夏朋和曾为林风眠破格录取并搭救过的张眺，以及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最终弃画从诗的艾青等。
“西湖一八艺社”的分裂，从表面上看，是“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不同的艺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从这两种观点在欧洲大陆诞生的那一天就有了，林风眠在北京开“艺术大会”的时候，也发生过碰撞，他还为此专门撰写了《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一文力图折衷调和。
按理来说，提倡"普罗"口号的"一八艺社"所宣扬的宗旨应该与林风眠一贯坚持的“艺术救国”思想更为一致，它们都力图将艺术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殊途同归。可是，对于认为“艺术根本系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绝不会想到人类的功用问题上来。”的林风眠而言，在他的梦想中，所谓的"艺术救国"是想通过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唤醒国土上广大人民在文化上的理性和觉悟，"人生需要面包，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艺术呢"。这实际上是要求用更高的文化素质标准用于平民。在这个意义上，"为艺术而艺术"是有积极甚至革命的意义的。
然而当时的情况下，社会革命比起艺术救国来毕竟要来得更为直接和彻底，而所谓的“为人生的艺术”正是一种最终服务于社会革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