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就像一个万花筒，有些偶然的、并不经意为之的因素出现，往往导致了一种巨大而富有转机的嬗变。海派书画艺苑在清末民初之际，与一批从宫殿官场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不期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挟裹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于是，历史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种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
一 从封建社会末代官吏到海派书画家的集体转业换岗
一个艺术流派的兴盛与崛起，与该流派成员群体的组合有着直接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上海，汇聚了一大批清廷的末代官员，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郑孝胥等，他们中的人都在清廷中担任过高官或相当一级的官吏，有的是皇帝的老师太傅和大学士、尚书等，有的还担任过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
武昌城一声枪响，打掉了末代君主的皇冠，这些高官大吏的仕途也就此终结。于是他们纷纷来到生活条件优越、文事艺苑兴盛、城市经济繁荣的上海当起了寓公，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靠鬻画卖字来维系。此时他们的社会身份已不再是高官大吏，而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的个体角色，已不再是食俸禄的官僚臣子，而是自食其力、以艺谋生的名士。他们原本都是精英与名流，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特的艺术造诣，因为忙于仕途而掩盖了其艺术上的专长。如今从官场上退下来，他们又重拾艺事，涉足丹青翰墨、金石诗文，展示了勃发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迈的笔墨表现力。这些硕学鸿儒在这近代大都市的舞台上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了海派书画的高端群体，从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难得的人才高地，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海派书画家的集体转业换岗。正是由于他们的加盟，使海派书画群体的创作实力、文化层次、艺术境界、笔墨风格、社会地位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他们中有的是国学大师、诗坛盟主、文苑词宗，有的是维新运动领袖、实业巨子、出版巨擘等。如此强势的阵容乃至豪华的组合，使海派书画艺术衔华佩实而绚丽芬芳，文采风流而独领风骚。
如陈宝琛(1845～1935)，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元年(1875)擢翰林侍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好论时政，被称为“清流四谏”。宣统元年(1909)奉召入京，任总理礼学馆事宜，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宣统(溥仪)太傅。陈宝琛书法功力精深，气格雅逸稳健。
陈三立(1853～1937)，光绪十二年(1886)赴京会试，中进士，官吏部主事。1898年维新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其父陈宝箴因保荐刘光北等而被革职，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宝箴在南昌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陈三立从此以诗文书法为伴。其书法学帖法碑，取帖之秀逸婉约、雅致淳和，取碑之质朴高古、遒劲酣畅，因而温润处见骨力，厚重处见流丽，典型地代表了海派书画汲古纳新的变通精神，为艺苑所重。子陈衡恪、陈寅恪皆艺苑文坛大家。
康有为(1858～1927)，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1894年，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会试发榜，康中进士，授工部主事。1898年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发动“戊戌变法”，后慈禧发动政变通缉康，其由京逃沪转港，开始海外流亡。1913年返国寓居上海以讲学鬻字为生。
二 为适应市场而变法创新
这批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的高官大吏是以遗老遗民的心态移居于上海，当起了寓公隐士的。然而他们内心并不甘寂寞和就此退出江湖，再说上海的城市消费与生活水准也要比京城或内地高。据陈明远
